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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假有限、育儿“烦躁”，职场父母在孩子0—3岁阶段常陷入“上班顾不了娃、在家顾不了工”的困境。
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、扬州大学副校长龚卫娟结合医学专业视角与社会现实痛点，呼吁鼓励用人单位对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职工实行弹性工作制，为生育友好型社会补上关键一环。她认为，现行休假与补贴难以缓解核心压力，弹性工作制既守护儿童成长关键期，也能缓解职场焦虑、消解生育顾虑，是更具实效的生育支持。

委员建议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实行弹性工作制引发热议（资料图/图据视觉中国）

直击痛点：

“疯狂三年”太煎熬

休假与补贴作用有限

龚卫娟告诉红星新闻，她关注这一议题，源于身边大量年轻父母的真实困境：孩子出生后的前三年，是家庭压力最集中、最疲惫的阶段。即便休完产假，夫妻双方仍要面对频繁夜醒、频繁生病、无人照护、接送托育等一连串难题，职场与家庭几乎无法兼顾。

“很多女性朋友都说，生完孩子前三年简直是‘疯狂的日子’，既要上班又要带娃，身心俱疲。”龚卫娟说，自己虽不在临床一线，但扬州大学妇产科学特色专业优势让她对孕产妇、婴幼儿家庭的状态有深入了解。“当前各地虽已出台了不少政策，比如延长产假、发放育儿补贴，但假期有限、补贴杯水车薪，难以解决日常照护的核心矛盾。”

按照现行各地生育休假制度，女性基础产假约4个月，男方陪护假仅10天左右，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每年可享一定天数育儿假，但面对长达三年的照护周期，仍显不足。

龚卫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从医学角度看，婴儿出生6个月内，从母体内自带的抗体可保护其平安，但6个月后母体抗体消退，孩子易发生感染性疾病，一旦生病，双职工家庭极易陷入混乱，引发家庭矛盾，进而影响夫妻感情，降低生育意愿。

“很多人生完一个就不愿生二胎，就是因为这三年太煎熬。”龚卫娟直言，简单的现金补贴作用有限，一年几千元的补贴无法抵消时间、精力与心理的巨大消耗，真正能缓解压力的，是时间与节奏的弹性。

图为全国政协委员、扬州大学副校长龚卫娟

提出想法：

弹性工作制应父母同享

形式多样、不降绩效

龚卫娟提出，弹性工作制不应是“一刀切”模式，而应由单位结合工作特点灵活实施，核心是保障照护时间、不降低待遇、不增加职场歧视。

她思考的弹性方式包括：（1）居家办公：每周允许1天居家办公，夫妻可错峰协调；（2）错峰上下班：如上午10点到岗、晚间顺延下班，兼顾清晨育儿事务；（3）分段调休：夫妻在同一单位可半天轮换、互补照护；（4）总量核算：按月核算工作时长，不强制固定时段。

龚卫娟特别强调，弹性工作制应平等覆盖父亲与母亲。“0—3岁是儿童安全感、情感依恋形成的关键期，父亲的陪伴不可缺失，同时也能显著减轻母亲负担。”

面临难度：

会增加企业管理成本

职场生育歧视依然存在

龚卫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夫妻在同一单位上班的情况，调休相对容易，但对大部分企业而言，弹性工作制目前仍面临难度。当前生育友好政策在基层落实尺度不一，弹性工作制多停留在倡导层面，难以强制。

她认为，问题根源在于成本由企业单方承担，而社会支持与激励机制不足。加之0—3岁托育供给不足，家庭高度依赖父母与老人，而老人照护在科学性、精力上难以满足现代育儿需求，进一步加剧年轻父母压力。

“弹性工作制显然会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，更考验管理者的水平，但长远看，这种人性化的安排，会减轻年轻员工在育儿期的压力，保障工作状态，提升员工归属感与忠诚度。” 龚卫娟说。

此外，职场生育歧视依然存在，因此，龚卫娟认为，在实施弹性工作制度的同时，还应保证不得降低绩效、不得歧视、不得变相减薪。

破局方法：

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带头示范

以评选激励并强化政策配套

如何让弹性工作制从“纸上”走向“地上”？龚卫娟提出几点思考。

第一，不搞强制，鼓励先行。由国家层面持续倡导，明确弹性工作制的导向与边界，尊重不同行业差异。

第二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带头示范，形成可复制的操作模式，带动企业跟进。

第三，开展生育友好型用人单位评选，将弹性工作制、育儿支持、反性别歧视等纳入评价指标，像文明单位评选一样树立标杆、加强宣传，让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获得荣誉与正向激励。

第四，强化政策配套，在税收、补贴、监管上支持企业，缓解成本顾虑，让企业愿意改、敢于试。

龚卫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生育支持不仅是家庭问题，更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。比起短期补贴，让年轻父母“喘口气”的时间与空间，更能提升生育意愿，守护家庭幸福，稳定职场心态。

“真正的生育友好，不是喊口号，而是让年轻人敢生、愿生，生了有人带，工作不耽误，家庭不崩溃。”龚卫娟这样说。

红星新闻记者 陈龙